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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

(2021-11-11 14:45:1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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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世报

纯文艺

第三种人

鲁迅研究

翻阅刚刚出版的《世纪末杂文200篇》,见有杨岳鹏《“批判”有何不好?》(原载199929《文汇报》)一文。杨先生关于“批判”这个词汇的见解,本人基本赞同,真正意义上的批判,就是“好处说好,坏处说坏”的实事求是的评论,既不是讨伐,也不是溢美。但文章说:“李长之先生三十年代写了一部《鲁迅批判》,得到鲁迅的热心支撑,”却与事实大有出入,有必要予以澄清。

    李长之1910出生于山东利浦,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,兼任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副刊》的编辑。从19355月起,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副刊》和《国闻周报》连载他撰写的《鲁迅批判》的部分章节,例如,《〈鲁迅批判〉序》发表于1935529,《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》发表于1935612,后经修改补充,该书于19351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从有关书信可以判断,李长之写《鲁迅批判》,鲁迅事先根本就不知道,他是从报上发表的部分章节得知有这回事的。鲁迅在1935619给孟十还的信中说:“李长之不相识,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,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;胆子大和胡说乱骂,是相似而实非的。/看那《批判》的序文,都是空话,这篇文章也许不能启发我罢。”从这些话中可看出,鲁迅的对于李长之及其《鲁迅批判》是冷漠和反感的,没有丝毫“热心支撑”的迹象,不知杨岳鹏先生说的“热心支撑”所据何本?

    鲁迅对李长之及其《鲁迅批判》的冷漠与反感,当然不是因为“批判”二字刺眼扎眼,也不是因为鲁迅听不得别人的“批判”,他懂得批判的准确含义和实际作用。这种冷漠与反感是另有原因的。李长之当时在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副刊》兼职,他的不少文字是在《益世报》上发表的,梁实秋也常在《益世报》上发表文章,鲁迅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;李长之还常在苏纹、杨村人、韩侍桁编的《星火》杂志上发表文章,这更引起鲁迅的警觉。因而,鲁迅后来在给李长之的信中说:“因为忙于自己的译书和偷懒,久未看上海的杂志,只听见人说先生也是第三种人里的一个。上海习惯,凡在或一类刊物上投稿,是要被看作一伙的。”可见,鲁迅对李长之及其《鲁迅批判》的冷漠和反感,其主要原因,在于鲁迅怀疑李长之是否属于那种“死抱着文艺不放”的“第三种人”。

    鲁迅的这种怀疑,还有一个根据,就是在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中确实也有某种“死抱住文艺不放”的气息。看得出来,李长之试图从美学的角度、纯文艺的角度来分析研究鲁迅及其作品。他认为:鲁迅“纯艺术的作品不很多”, 这是因为“鲁迅在生活上的余裕太少,至少是在心理的感觉上”;鲁迅“在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之后,就不见类似的作品”,这是因为鲁迅“也陷于这样的苦闷——在社会的改革感到迫切的时候,能不能觉得这种余裕的东西还是有价值的呢?从情感上看当然觉得它的淡漠,从理论上就不能不有所动摇了……到了文艺似乎是武器,又不能忘怀于创作必须得没有束缚的时候,冲突就来了”。他说:“恐怕这,是像一切青年作家的搁笔似的,也是鲁迅此后少有创作的最大的根由。”在李长之看来,有余裕才会从容,才会有纯文艺的的作家。这种文艺观,其利弊得失此处不论,但与鲁迅当时的文艺观显然是有距离的。从这种文艺观出发,李长之当然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鲁迅杂文的价值,就连鲁迅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他也认为“名为散文,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中杂了抒情成分的杂感”。也正是从这种纯艺术的角度出发,李长之在他的《鲁迅批判》中提出了“完整的艺术”和“失败之作”这样两个命题,并且对此二者界定过于极端,因而,就连《药》这样的他认为“没有毛病的好作品”,也仅仅因为“结束”之“那末了草”,而归于“失败之作”了。难怪鲁迅会说这是“相似而实非”的“不能启发”他的“空话”,说李长之“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”了。

李长之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个青年学生,并不属于“那一伙”,他的“胆子大”或“相似而实非”的批评,并不带有什么恶意。从19357月起,李长之曾几次写信向鲁迅求教并作说明。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说:“李‘天才’正在和我通信,说他并非‘那一伙’,投稿是被拉的。我也回答过他几句,但归根结蒂,大家恐怕是弄不好的,目前也不过是‘今天天气哈哈哈……’而已。”可见他并不轻信李长之的说明,却也没有把李长之完全拒之门外,就在同一天,他还是给李长之回信说,“不过这也无关紧要,后来大家会由作品和事实上明白起来。”在此两年之后,徐懋庸在评论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时说:“李长之太爱把‘杂感家’的名称送给鲁迅了,所以把‘杂感’两字的含义扩大,差不多就等于‘思想’,虽然用意和正人君子不同。”这或许就应验了鲁迅说的那一句话,即大家已由“作品和事实明白起来”了。

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,应该是中国鲁迅研究的第一部专著,此前曾有李何林的《鲁迅论》闻世,那毕竟是论文汇编,还不具有系统研究之品质。从《鲁迅批判》的内容来看,其实也是有得有失,其中不少论述是可取的,但这都是另一码事。既定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,说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曾“得到鲁迅的热心支撑”,总有当年鲁迅说的“胆子大和胡说乱骂”之嫌。  

    

(原载2001921日《福建日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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